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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对加快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启示

编辑:孙晓明  时间:2018年10月25日 浏览:1358 次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大家有秘密武器,也就是反制工具,只不过是放在工具箱。美国每年对华出口大豆 3000 多万吨,贸易额大约占川普抛出600 亿加征关税的 23%,谋求进口大豆国际市场多元化我方早有准备。

 

说贸易战由来已久,不是妄言。早在《参考消息》2016 9 15 日报道,美国就农产品补贴向 WTO状告中国。针对中国对水稻、小麦、和玉米的“不公平”补贴,美国总统奥巴马 2016 9 13 日在世贸组织提出了投诉,从而引起一场具有学问敏感性的巨额贸易之争。美国官员说,自 2012 年起,中国方面对粮食产品的补贴就超过了参考价格上限 8.5%的规定水平,这些补贴扭曲了中国产品价格,使美国农户处于价格劣势,并显然违反了中国在加入 WTO时的承诺。

 

当时商务部立马表示,中国对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补贴符合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程国强教授测算表示,大家的补贴并没有超过参考价格上限 8.5%。但是先前美国的状告以及当前中美贸易战,给大家警示:必须发展现代农业,走质量效益型之路,必须改革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玉米价补分离、补贴生产者的路子是正确的。小麦、稻谷也要完善托市收购主体和价格机制,走农民卖粮卖得出、不赔钱,居民吃粮买得到、价格不大起大落的路径。但是,在农业保险机制没建立起来之前,继续保留小麦、稻谷托市收购政策是明智的选择。

 

必须苦练内功,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是大势所趋。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继续实行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深入推进新疆棉花、东北地区大豆目标价格改革,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补贴生产者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使玉米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链协调发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按照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离的原则,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多元化市场购销主体,科学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国家储备规模,完善吞吐调节机制。

 

在现阶段如何切实保障种粮农民收益,是两难的事情。一方面由于种粮成本高等因素,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持续提高农民种粮收入是道门槛或者说是瓶颈,也就是“怎么种粮”;另一方面种粮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农民种粮成本和效益不成比例。农民农村农业收入单一低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就是“谁来种粮”“谁能种粮”的问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尚强民先生曾撰文说,托市收购为什么仍显必要,在建立起农业收益保险等有效的保护体系前,不能简单地将国家粮食托市收购的制度性安排废止。目前国内的情况是,对生产者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粮食收购环节政策之上,缺乏对粮食价格波动导致的生产者收益下降的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在国内粮食市场发育不全、无形的手失灵的情况下,为确保生产流通,托收收购就要继续。

 

在粮食市场不完全发育,生产流通信息不对称,面对国情、粮情,总结 1997 年面对供大于求而出台的粮食“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教训,必须用市场无形的手和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有形的手,精准发力,逐步引导粮价由市场完全形成。提高粮食流通市场化、流通业态现代化水平,目前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小麦、稻米主粮托市收购政策,并且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走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粮食和农业发展道路。

 

小麦、稻米等口粮托市收购暂时不能取消。2018年小麦、稻谷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较大幅度调低收购价,落实“有保有压”。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实行粮食品种差别化价格政策的具体举措,继续调低托市收购价格,接近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改革的取向是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能保障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粮食价格支撑政策体系。

 

粮食最低收购价对托起粮食价格和市场、保护农民利益,起到了根本性保护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粮价市场形成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并且受政府定价的惯性思维影响,目前最低收购价在实行过程中,起到了市场参考价的作用,形成了“风向标”和“标杆效应”。很多用粮企业和收购企业就是参照最低收购价收购,无形中形成当前市场粮价由最低收购价来左右的实际情况。

 

鉴于当前国际国内粮价倒挂,市场粮价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国际国内、现货期货两个的共同作用,玉米、大豆、棉花收储制度改革、操作的精准性仍是问题。而小麦、稻米是主粮,其价格受国内粮食生产的制约性很大,近年全面实行粮食特别是口粮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条件不成熟,可操作性不强。当前应着力健全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国家在制定最低收购价时,要慎之又慎、综合考虑、通盘测算,力求科学合理,探索最低收购价形成机制。把农业生产成本、历年粮食市场及收购价格、近年来的最低收购价水平、国际市场粮价等诸多因素作为形成价格的参照依据,出台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有效稳控粮价,实现顺价销售,兼顾国家利益(最低收购价竞价拍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政策),保护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最低收购价。

 

小麦、稻谷应稳控价格,避免继续上涨或下降。粮食产量及价格牵动各方,政策措施事关粮食安全,事关基层种粮积极性。完善政策,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至关重要。粮食托市收购主体要全,应结合粮食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改变粮食补贴方式,综合考量托市收购和种粮补贴。一改种粮补贴方式,改为卖粮补贴,农民卖一斤粮,给一斤补贴。

 

同时加快粮食立法进程,用法律的形式调整粮食收储体制及粮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用法律规范托市收购主体、职责范围、质量标准、价格形成机制、竞价拍卖销售的办法,以及监督检查主体和对象,把粮食产、购、储、销统一纳入调整利益关系范畴,形成粮食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这也是粮食人和农民多年的期盼。

 

粮食生产有保有压。粮食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粮食供求由生产决定。面对粮食供求需要新平衡,要立足确保粮食生产,走安全、高效、绿色农业之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规模种植和规模经营,提倡农业轮耕休作,落实国土空间战略,发展粮食主体功能区,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这事关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粮食生产是一种带有社会公益性的行为;从产品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粮食是一种自然与市场风险大、供给与需求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的产品。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保护粮食耕地和支撑粮食生产的补偿政策,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适应国土空间开发以及建立粮食主体功能区总体要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应继续完善粮食主产区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奖补力度,引导并帮助地方建立基层政府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强粮食主产区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能力。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标准财政支出测算中,应当考虑属于地方支出责任范围的粮食主产区以及生态保护支出项目和自然保护区支出项目,并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加大对重点粮食和生态功能区特别是“七区二十三带”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

 

粮食主产区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等各项扶持的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甚至用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省级财政要完善对省以下转移支付体制,建立省级农业、粮食及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粮食、生态功能区的支撑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切实保护粮食生产、生态环境的奖惩机制。鼓励探索建立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探索建立粮食主销区或粮食调入区补偿粮食主产区和调出区的利益机制,粮食调入或生态环境受益地区应采取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对重点粮食、生态功能区因加强粮食生产和流通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及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粮食主产区具有生产粮食产品和生产生态产品的双重功能。粮食生产一方面是利用自然、消耗资源、形成排放的粮食产品产出过程,但同时也发挥了保护生态、美化田野和环境、吸取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消化排放、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的作用。因此,将粮食主产区纳入生态补偿政策的扶持范围,或采取与禁止开发区基本相同的补偿政策,既是国家主体功能区配套扶持政策的应有之举,也是人类对主产区粮食耕地的生态关怀和对“衣食父母”的人文关怀。

 

粮食收储体制和价格机制需要顶层设计。一是接地气。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诉求要充分考虑,无论是玉米补贴生产者、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粮食种植三项补贴改革,都要提高指向性、精准性、可操作性;二是落实国土空间战略。确保粮食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解决谁种粮、能种粮、会种粮的问题;三是明确粮食价格市场形成趋向,探索价补分离的路径,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保险机制,既保护种粮农民收益,又兼顾粮价和市场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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